BOT退出不是民粹定價：從新壽案看臺灣需要更成熟的解約制度

近期北士科 T17、T18案因新壽與臺北市政府協商解約，外界焦點再次集中於「解約金44.7億是否合理」的議題。但在社羣輿論裡，這個討論逐漸被民粹式的情緒渲染，彷彿解約金是「企業撈錢」「賺政府便宜」，甚至有人以爲只要市府大聲斥喝、強勢喊價，企業就應該無條件接受併吞下成本。然而，從制度史與臺灣BOT／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經驗來看，若社會只停在這種表面輿論，反而可能讓臺灣未來的重大招商與投資，陷入更大風險，甚至讓所有臺灣民衆共同付出更高代價。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聶建中。聶建中／提供

BOT與地上權制度之所以存在，目的就是降低政府一次性負擔，讓民間資本進入公共建設，加速城市發展，也讓公共利益與民間效益找到可交換、可計算的框架。這些制度的本質，就是建立「可預期」與「可計算」的風險分攤機制。而這些制度一定都包含：若未來政策調整、情況變動、政府希望另做安排時，必須有一套透明、對等、合理的退出機制。

有關北士科新壽解約金一案，輿情多所誤解，那不是「補貼」，是依循制度內原本的成本計算模式，新壽與輝達本來能在T17、T18簽出MOU，代表這個案子確實曾經具備高度可行性。如今因爲外在政策變動、輝達需求擴張、國安層級需求、整體AI全球供應鏈佈局改變，讓公共利益重新排列組合，這不是新壽的錯，也不是市府的錯，而是典型公共政策與全球產業在實務上必然會遭遇的轉折。

面對這種轉折，需要的不是「誰讓誰犧牲」，而是制度如何把「原本就投入的成本」合理拆解。若今日社會情緒是鼓勵政府用輿論施壓企業、用政治力量迫使民間白白吞下成本，短期可能爽快，長期卻會讓企業在未來對政府招商、BOT合作、公共建設投入時「風險評估直接調高一級」，因爲企業會認爲臺灣制度不穩、政府不可信任、政策變動成本不可測、退出條件不可預期。

最後受害的是誰？不是單一企業，而是所有未來想進入臺灣的跨國投資者。在本案中，新壽最後願意退場，是讓輝達在臺灣得以更快落地、更快啓動新基地整體作業；新壽承擔的是實質損失、市府承受的是政治壓力、輿論面對的是對國家產業算盤的焦慮。社會真正應該討論的是：未來政府在談都市更新、科學園區、產業基地招商時，如何透過制度設計降低這種爭議，而不是永遠用情緒去逼迫民間吸收公共治理成本。

臺灣要推動下一輪大型AI基地投資、下一輪都市科學園區整合，甚至下一輪與外國科技巨頭的全新合作，都不能建立在「政策能任意反悔，退出靠民粹輿論定價」的環境下。越是國際級公司，越會精準評估這件事情：臺灣制度有沒有讓人能算得出風險？

本案讓我們應該思考的真正課題是：如果臺灣期望更大規模的國際企業來臺灣設總部，就更應該珍惜每一個願意投入臺灣土地、市場、開發以及產業鏈的本地企業。新壽願意退場，是體認到臺灣在全球供應鏈重新輪替中的國家利益優先。社會應該從這個脈絡來理解，而不是讓事件變成簡化版本的「誰拿了多少錢」。

制度可以決定國家競爭力；可預期性是跨國資本最看重的東西。在未來的公共建設、招商引資以及大型BOT案件中，解約機制、補償機制、退出機制，都必須被視爲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情緒市場的一部分。

如果臺灣希望讓下一個國際旗艦企業願意把關鍵基地放在臺灣，那我們更需要以成熟的制度思維，讓世界知道臺灣不是一個靠輿論決定價格的國家，而是能與企業講理、講制度、講可預測、講風險計算的國家。這，纔是本案給臺灣真正的啓示。

（本文作者：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聶建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