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檢方偵查不公開又成爲宣示（吳景欽）

中天記者林宸佑與多名現退役軍人，因涉違反國家安全法，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因事涉國家機密與安全，實更應堅守偵查不公開。（本報資料照片）

中天記者林宸佑與多名現退役軍人，因涉違反國家安全法，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對於是否有此等犯罪事實，自待未來的訴追與審判來證明。而於現階段，爲避免有罪推定，也因事涉國家機密與安全，實更應堅守偵查不公開。惟證諸現況，偵查不公開，似乎只成爲一種宣示。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5項，檢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爲維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於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如有違反，依刑法第132條的泄漏國防以外機密罪，若爲公務員故意爲之，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就算是過失，仍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至於非公務員，如辯護人，亦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凡此規範，在在凸顯偵查不公開之重要性。

之所以要遵守偵查不公開，乃因偵查階段，證據尚在找尋，也可能有行爲人或共犯尚未找到，過早將細節曝光，尤其是在國安法的案件，又涉及國家機密，將調查過程與結果曝光，必使人有所準備，而可以爲滅據或逃亡，甚至想辦法使相關人證封口。

而偵查不公開更重要的目的，自然是在避免未審先判。因於偵查階段，檢警機關所取得的證據，到底有那些與犯罪事實有同一性關連、是否有受污染等，實皆未受嚴格的法定程序之檢驗。若因此被攤開在陽光之下，被告就會被貼上有罪標籤。

尤其一旦遭羈押禁見，若偵查機關繼續放任調查資訊大公開，在被告已與外界隔絕，且其辯護人又受到偵查不公開的限制下，就等同在起訴前被捆綁手腳而一直被捱打，卻無處且無力爲自己辯駁。

而當檢察官起訴而聲請延押，在被告已經輿論審判下，法院就得面臨不得不押之壓力。甚至在法官裁定保釋時，起訴者還可利用此等已然有罪之氣氛來不斷抗告，直至被告繼續被押爲止。如此的結果，不僅使審判的當事人對等原則形同虛幻，更使羈押淪爲押人取供之工具，致形成所謂人質司法。

總之，偵查不公開，絕對是執法者必須堅守的堡壘。惟面對偵查大公開之情事，在檢察機關不可能自己人查自己人，且基於新聞自由，亦難對媒體爲調查下，所謂偵查不公開，就難走出法律系的講堂之上，致成爲法條的宣示。故被告即便無罪確定，但因此被烙印的有罪痕跡，卻永不消失。

（作者爲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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