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 | 科學與歷史——談規律探索與歷史重建的區別

歷史學家常將自己的研究看作社會科學的範疇，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來重建歷史的真相。然而，“科學”概念在不同學者的心裡各有不同。歐內斯塔·內格爾說，科學是整理過的或條理化的常識，是組織化的知識體系。在考古學界，有學者將“科學”定義爲“評估某項觀察不確定性的範圍，根據現有證據對不確定性進行評估，這就是科學”。由於確定性或精確性的差異，自然科學被稱爲硬科學，而社會科學則被稱爲軟科學。

20世紀60年代，美國考古學的範式變革就圍繞着科學與歷史學取向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美國考古學家認爲歷史學與年代學無異，而科學被視爲規律總結性的學科。科學界普遍認爲，規律性探索要優於說明具體事件的歷史學研究。而中國傳統史學的不科學之處，被批評爲“憑主觀判斷來解釋歷史”。此外，科學研究離不開邏輯思維和創造力。因爲科學中的大問題很難直接解決，需要拆解成許多較小的、可以解決的部分。而沒有邏輯就無法正確運用科學，因爲許多想法必須通過實驗和觀察來檢驗。由於歷史學和考古學都是研究過去的學科，其對象和結果均無法觀察和檢驗，因此歷史研究的科學性成爲爭議很大的一個問題。

雖然歷史學和考古學不是實驗性學科，構建社會發展規律也非其主要任務，但是在具體研究中強調科學性仍然是提升研究水平的關鍵所在。本文試圖介紹科學與歷史學的區別，爲歷史研究的科學化提供可供借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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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與特殊

一般性研究又稱規律性或通則性研究，常見於自然科學領域，意在探究那些重複發生現象背後的潛因和規律。而特殊性探究多見於歷史學和人文科學，主要側重那些偶然、孤立和非重複發生的獨特事件。早在19世紀，歐洲學界就在“科學”與“史學”之間做了區分，將提供規律性認識的科學與歷史學區分開來。物理學是規律性學科的代表，它強調一般性的規律總結，而歷史學則是表意性學科的代表，它注重特殊事件和具體現象的詳述。阿爾弗雷德·克羅伯也強調進化與歷史、科學與史學之間的兩分，分別將它們視爲對人類行爲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兩種解釋。但是，這兩者並非對立而是彼此互補的。

歷史學屬於特殊性研究，它主要關注具體、偶發和獨特的事件。最典型的就是蘭克學派提倡的秉筆直書，以及傅斯年強調的“史學便是史料學”。文化歷史考古學範式也以歷史重建爲目的，強調從材料出發，讓材料自己說話。

自18世紀以來，社會科學也強調一般性探索的重要性。早期代表有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愛德華·泰勒、馬克思和恩格斯，20世紀代表有戈登·柴爾德、萊斯利·懷特和朱利安·斯圖爾特以及他們的學生馬歇爾·薩林斯和埃爾曼·塞維斯。這些學者都採用進化論模式，設法構建人類社會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一般性發展軌跡。由於規律性研究是高層次的理論闡釋，在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是相通的，因此歷史學和人類學採用的術語、概念和闡釋方式都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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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與歸納

歷史學研究具體的事件、人物和時間，所以是一種材料歸納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往往強調客觀性，並不鼓勵對這些事件的原因做出解釋。於是，這種研究往往十分注重經驗知識，是能夠被人們親身觀察，並做出描述的具體事實。這也常被看作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礎，認爲經驗事實是客觀的，它們獨立於人們的主觀意識而存在。歸納法建立在世界是物質的基礎上，認爲人類的一切知識和觀念來自感覺，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歸納法是擴充性的認知過程，並根據具體觀察或事實的綜合而得出一般性的結論。當越來越可靠與精確的事實積累起來時，可以達到一種不斷擴充的有用“公理”的層次。中國相當部分的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大多處於經驗主義的層面，學者們強調材料的採集和觀察，憑自己的經驗和常識進行分析判斷，然後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

然而，歸納法無法導出必然性的規律，科學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表象，而是要揭示隱藏在紛繁複雜現象背後的原因和規律。科學的任務是要證明哪些直覺是可靠的，並強調科學解釋必須在對不同現象的觀察和對這些現象的歸納之間建立起某種規律，這就是實證主義的演繹方法。用演繹法來探究科學問題，需要進行科學的抽象，並通過理論來指導研究。科學概念的抽象性不同於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屬性，性質的關聯也不明顯，這是科學綜合系統說明的必由之路。由於表意的歷史學不同於物理學等普遍性規律的學科，所以歷史學中的概念和解釋結構與自然科學也有很大不同。

雖然歷史學與自然科學差異很大，但是作爲科學研究的歷史學不能僅停留在收集事實材料和對事件的描述，它也需要深入揭示歷史事實的本質來探索原因和規律。這種原因和規律無法被我們直接感知，它們只能通過理論思維來進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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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與主觀

歷史重建的真實性一直糾結於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所秉持的客觀和主觀態度，現在我們知道，歷史研究中的主觀與客觀因素緊密交織，很難分開。根據上面對各種認識論的討論可知，歷史重建顯然沒有像通常想象的那麼簡單，只要不帶偏見，尊重事實和秉筆直書就能做到客觀和真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着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意味着，歷史研究本身也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並受制於這一過程。

邁克爾·羅蘭茲指出，任何試圖重建“真正”歷史的期望，都會因歷史事實根本無法還原而存在缺陷。因此，歷史構建是當下回顧性行爲強加於過去的形式。西格弗裡德·納德爾對客觀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歷史做了區分，認爲前者是根據某些“客觀”和普遍標準來構建歷史事件的序列，而後者是按照社會認可的歷史傳統來研究和描寫過去發生的事件。

於是，歷史重建遇到了兩個未解的問題，第一，學者的主觀性研究如何達到客觀的境界？第二，我們如何獲得這種客觀知識？羅蘭茲認爲，第一個辦法是完全否定客觀的存在，其中“真相”和“真理”是相對的概念，從時間而言則是變化的概念。第二個辦法是嚴格區分真相與認識，而且認爲兩者不能互換。第三個辦法是將過往的歷史歸屬於第一世界，將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歸屬於第二世界，而將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歸屬於第三世界（當下思想活動的產物）。

《丁文江》一書的作者夏綠蒂·弗斯認爲，科學是根植於邏輯和數學等歐洲學科之中的方法論產物。在以牛頓力學開始的科學發明不斷出現的年代裡，完全內在的邏輯和實驗方法就聯繫到一起。一旦精密的數學語言和實驗的可驗證性相結合，科學理論就產生了。但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並沒有爲接受西方科學思想做好準備。對於感官無法證實的事物，人們並不把接受和拒絕某種見解看作一個可用邏輯方法解決的問題。中國的思想家並非不會推理，但是他們首先求教於歷史，用搬弄過去被認可的主張來論證自己的新發明。這種傳統依然存在，恰是目前我國曆史學和考古學需要增強科學性的關鍵所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舊大陸原生文明起源與早期文明形態演進研究”（24&ZD298）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