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算法背後的沉默交易　Meta治理失靈的結構性問題

▲Meta平臺每日向用戶推送約150億則高風險詐騙廣告，內部早已掌握問題規模，卻因擔心營收受影響而刻意放緩打擊行動，甚至在祖克柏介入後解散專責反詐團隊，讓問題廣告重新迴流。（圖／路透）

●楊聰榮／臺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臺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

路透社在2025年11月與12月的調查揭露，Meta內部文件顯示，該公司在2024年約10%的營收，金額約160億美元，來自詐騙、非法賭博與違禁商品廣告，其中中國廣告主貢獻超過180億美元營收，近五分之一約30億美元涉及詐欺內容。

更令人震驚的是，Meta平臺每日向用戶推送約150億則高風險詐騙廣告，內部早已掌握問題規模，卻因擔心營收受影響而刻意放緩打擊行動，甚至在祖克柏介入後解散專責反詐團隊，讓問題廣告重新迴流。

這樣的決策邏輯清楚揭示，平臺並非技術失能，而是主動選擇將利潤置於用戶安全之上。

問題已不再只是平臺治理　而是攸關國家資訊主權的結構性風險

這種取向並非一夕形成，而是長期商業與政治計算的結果。回溯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Meta一度展現抵禦中共假訊息滲透的能力，維持平臺中立性與資訊開放。

然而，北京在2020年強推《國安法》後，整體環境迅速惡化。Meta雖未全面配合香港政府的內容與資料請求，例如2020年下半年拒絕所有202件用戶資料調閱要求，但限制行動的數量卻大幅攀升，從2019年的402件，增加至2023年的2,181件。

更早的爆料顯示，祖克柏爲進軍中國市場，曾秘密開發審查工具，甚至評估將香港用戶資料交付中共當局的可能性。這些行動雖未完全落實，卻已充分反映Meta在龐大市場誘惑下，對民主價值的反覆與退讓。

香港的轉變不只是區域事件，而是一面清楚的預警鏡子。臺灣的媒體環境、公民社會與政治動員高度依賴Meta平臺流量，從選舉宣傳到公共議題倡議，幾乎全面嵌入其演算法生態。

當Meta對中國廣告營收的依賴已佔全球超過10%，一旦平臺在政治或商業壓力下調整演算法，優先推播親中內容，壓制反中聲音，或放任詐騙與誤導性廣告擴散，臺灣的公共討論空間將在無聲中被侵蝕。

中共統戰最擅長的正是這種看不見的操作，當民主聲音被演算法悄然降低能見度，社會卻毫無警覺時，資訊戰早已完成部署。

問題已不再只是企業倫理或平臺治理，而是攸關國家資訊主權與民主安全的結構性風險。政府必須正視演算法作爲公共基礎設施的現實，加速推動演算法透明度與政治廣告揭露的相關立法，要求平臺清楚說明內容推薦邏輯與資金來源，防止隱性操控與外部滲透。同時，透過政策與資源扶植本土社羣平臺與短影音應用，分散流量集中風險，降低整體社會對單一跨國科技巨頭的依賴。

建立具公信力的獨立輿論監測機制同樣迫切，定期檢視內容封鎖異常、推播結構偏差與跨境資訊操作的跡象，讓外來干預能被及早識別與揭露。民主社會不能假設平臺永遠中立，更不能把公共討論的命脈完全交由企業的營收考量決定。

Meta的案例清楚提醒，當科技巨頭將獲利模式與地緣政治深度綁定，民主國家若仍選擇旁觀，最終付出的代價將遠超經濟層面。臺灣若不及早築起制度與政策的防線，守住資訊自由與民主韌性，香港的今日，很可能成爲臺灣的明日。

▼當Meta對中國廣告營收的依賴已佔全球超過10%，一旦平臺在政治或商業壓力下調整演算法，優先推播親中內容，壓制反中聲音，或放任詐騙與誤導性廣告擴散，臺灣的公共討論空間將在無聲中被侵蝕。（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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