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專欄》臺糖戀殖展 踐踏臺灣農民尊嚴

雲林縣虎尾糖廠2025年12月16日舉行製糖開工典禮，以及藤山雷太特展、藤山號小火車啓動儀式。（張朝欣攝）

日殖時代，臺灣農民有一句俗諺：「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第二憨，抽菸吹風……。」爲什麼農民會如此痛恨種甘蔗給會社磅？還要再聽農民另一句話：「兩個保正加起來五十斤（三十公斤）」。這兩句民間俗諺，見證了日殖時代糖業帝國是怎麼剝削臺灣農民的，這是農民最慘痛的心聲。

日殖時期剛開始的時候，日本覺得臺灣反抗強烈，治理不易。後來發現臺灣土地肥沃，能夠廣種甘蔗，特別是日本的蔗糖需要量非常多，即有計劃建立現代化新式糖業。

爲了鼓勵財閥投資，特別訂定特殊制度，如原料分區、分糖制度、自營農場制度、三年輪作等，以保障甘蔗的供應，此時期糖業迅速發展，與稻米並列爲臺灣經濟的兩大支柱。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甜菜糖減產，給臺灣糖業帶來機會，自1916年以後，臺灣糖對大陸、香港、印度、加拿大、澳洲都有輸出，1918年後更向歐洲各國輸出，是臺灣糖業的黃金時代。

問題是，臺灣總督府規定，施行原料採收區域制度，並由製糖會社片面規定甘蔗收購價格。依前項規定，在指定區域內未經許可不得設立糖廠，以保護既有糖廠；甘蔗則不得運往其他區域出售，使蔗農被束縛成爲製糖會社的附屬。在總督府的政策壓迫下，許多農民被迫改種甘蔗。而甘蔗收購價格由製糖會社決定，更使價格被壓低得根本不敷成本。農民整年辛苦勞動，大粒汗小粒汗的流，卻養不活家人。

日殖時期的臺灣農民是非常痛苦的。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於1927年曾來臺做調查，寫成《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文中對臺灣農民有一個非常鮮活的名詞叫「農業的無產勞動者」。意即農民即使有土地，但是他種的甘蔗無法自己決定使用，只能依規定賣給指定的會社，價格也無法自己決定。因此他只是幫製糖會社種甘蔗的無產階級。更可惡的是製糖會社在磅秤上動手腳，苛扣農民，偷斤減兩，因此纔有那一句「兩個保正50斤」。

這兩句俗諺就代表着，臺灣農民被製糖會社壓迫到成爲「農業無產階級」的慘狀。所以臺灣農民開始起來反抗。從1925年彰化二林事件開始，到高雄的農民運動，在李應章與簡吉等人帶領下，展開全臺灣的農民運動，組成臺灣農民組合，和製糖會社對抗。日本製糖會社則動用警察暴力鎮壓，強迫農民去收割。

整個臺灣糖業帝國是建立在對農民極端苛刻的剝削之上。這就是爲什麼日殖時代，臺灣農民運動風起雲涌，成爲最強大最有力的社會運動。當時臺灣人口大約300多萬，而加入農民組合抗爭的組合員就有2萬4千多人。再加上每一個「農民組合」會員的背後都是一個家庭，就是至少有10萬人以上參與農民的抗爭。這是日殖時期最強大的社會運動。直到1930年日本軍國主義擡頭，對臺灣社會運動展開大逮捕大鎮壓，農運領袖紛紛入獄才銷聲匿跡。

可以說，日本製糖會社是踏着臺灣農民的血汗，踏着農民運動者的牢獄苦難，建立起來的。可是今天台糖公司，居然從去年12月16日開始，在虎尾糖廠特別舉辦一個日本糖業帝國的社長──藤山雷太的紀念特展，還把糖廠五分車車頭命名藤山號，象徵對藤山雷太「歷史貢獻的肯定與致敬」。

這不只是向帝國主義的壓迫者致敬，是一個跪殖的奴才，更是在欺侮臺灣農民，羞辱臺灣農民運動領袖如簡吉、李應章等。這樣的奴才行徑，不要說「臺灣主體性」，連臺灣農民的草根性都沒有。這不只是對歷史的數典忘祖，更是對臺灣人自尊心的踐踏。

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被殖民的國家，居然辦展覽向當年壓迫的帝國主義者紀念致敬。那簡直是戀殖戀到連一點自尊、一點骨氣都沒有的奴才。我們希望臺糖快快把這個可恥的展覽撤掉，重新以臺灣農民爲主體，以農民運動領袖的故事爲主軸，好好辦一次屬於臺灣農民的展覽。拜託拜託！請找回臺灣人的自尊心吧！

（作者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