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60本香港議題書在臺灣出版：自由土壤承接港人書寫

近年走進臺灣書店，書架上愈來愈多關於香港的書，記錄着城市的鉅變，承載着香港人無法磨滅的傷痛。臺灣學者統計，2019年後有逾60本香港議題書籍在臺出版；出版社總編說，這片自由土地讓香港作者能表達真實的感受；香港詩人說，臺灣成爲香港文學的出口及情感寄託之地。

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鄭祖邦統計過去10年在臺灣出版的香港議題書籍，2014年至2018年共5本，2019年後明顯增加，2019年有5本、2020年有12本，2021年回落到4本、2022年及2023年分別有15本，2024年有13本。

鄭祖邦接受中央社訪問表示，他界定「香港議題」書主要分3類：作者是香港人，特別是近年因爲香港社會或政治因素移居臺灣；難以在香港出版的書；作品內容跟近年香港政治或社會情勢有關。除了政治書，還包括例如描述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文學作品。

鄭祖邦認爲，2019年後香港議題書在臺出版增加，主要由於反送中運動引起臺灣社會對香港高度關注；2020年中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出版空間收窄，有些書難以在香港出版；以及有些香港作者生活重心移到臺灣。

鄭祖邦曾與香港作者訪談，其中一名作者透露，在出版前身邊朋友知道書中會提到「六月」及「催淚彈」，擔心內容會否很「敏感」，反映香港政治氣氛容易讓人自我審查。

這名作者曾經向香港相關機構申請出版經費補助，兩次都不獲批准，但審查單位沒有說明任何理由。爲了保留創作原貌，這名作者拒絕修改內容，拿不到出版經費補助；也因作品的內容而未能在香港出版。幸好最終該作品能完整地在臺灣面世。

鄭祖邦表示，或許有些人認爲，一些作者堅持寫香港政治或社會狀況是跟政府「對抗」；但他從訪談了解到，文學創作者是想表達「內心真正的感受」，把「他們真實看到的、感受到的，以及在生活中的親身經歷」變成文字，這是作者一直堅持的。

● 出版社：沒設紅線 只想關心香港

近年左岸文化出版不少香港作者的書，包括「反抗的共同體」、「敲鐘者言」、「香港：鬱躁的家邦」，及港臺作者合著的「巨浪後」等。

被問到是否責任感驅使出版香港議題書籍，左岸文化總編輯黃秀如向中央社表示，「說責任或使命可能太沉重了，但想要關心香港與香港人卻是真的。」

黃秀如表示，臺灣是自由的國家，出版社不會對作者設紅線。如果作者有考量，通常是顧慮到家人及親友的安危。出版社最重要的考量是「這本書究竟要出版給誰看」。

黃秀如說，香港作者寫香港，是希望讓香港讀者找到共鳴，透過更大的繁體中文出版空間推動香港議題的討論，同時讓臺灣讀者更瞭解香港及香港人的處境。而臺灣作者寫香港，則希望讓香港讀者窺見臺灣社會對香港的想法，也讓臺灣讀者瞭解香港而思考臺灣的未來。

「這種相互體察，或可促進臺港對彼此的理解及對話」，黃秀如說。

● 香港作家：自由下的創作與無奈

獲2024年金鼎獎文學圖書獎的香港詩人廖偉棠，2018年移民臺灣。他早於2000年代開始在臺灣出版詩集、小說及攝影集等，建立穩定的出版基礎。

廖偉棠接受中央社訪問說，他喜歡在臺灣出書的最大原因，是有「徹底的自由」。但他難免感慨：「比如我有些題材是寫香港，我始終想在香港出版，想給香港人看，但是最後還是沒有辦法，就會在臺灣發表。」

他說，現在香港「人人自危」，出版社或報刊編輯爲了自我保護，畫下很多界線 ，「就算不是紅線，可能都是橙線、黃線、藍線 」。

近年愈來愈多年輕香港作家在臺灣出書，他們的作品往往承載着時代的印記、香港人的傷痛。廖偉棠認爲，作家是對時代變遷最敏感的人，也有責任用文學記錄下來，「這是作家的天職」。同時，讀者需要尋求共鳴，由作家說出讀者心中的鬱結，「文學未必能療傷，但它告訴你，我和你一樣，感受過你的痛苦」。

雖然香港人能在臺灣買到香港作家的作品，廖偉棠卻形容這現象「又安慰，又可悲」。以往香港讀者能在香港書店偶然遇上一冊改變閱讀人生的好書，如今卻要刻意尋找，才能找到香港作家的作品。

●香港議題在臺熱度減

反送中運動至今6年，臺灣社會對香港的關注度下降，可能影響香港議題書籍的銷量。黃秀如坦言，任何重大議題都難以維持熱度，但有關香港的研究在臺灣正迅速累積成果，離散港人社羣在海外串連起來，她樂觀期待未來香港議題的出版擴至海外。

廖偉棠表示，臺灣出版業在保留及傳承香港歷史文化上扮演重要角色，「這不只關乎作家或他的作品，而是整個香港精神的保存。」

廖偉棠說，臺灣出版業是一種帶有精神追求的商業行爲，「我覺得只要出版社不虧錢，他們都很願意出書」。很多出版社願意承受風險出版相對冷門的文學作品，最重要是作家交得出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