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點上的塵蛹
圖／鄧博仁
（木馬文化提供）
研究室的牆上，突然長出一枚衣蛾的蛹，灰灰的，若不仔細看，還以爲是脫漆的牆面。蛹裡空無一物，住在裡頭的蟲子，不知道去了哪裡流浪。朋友說那掛在牆上的蛹是衣蛾用灰塵與毛髮織成的。在他說完之後，研究室只剩下零碎的打字聲。我突然發現，這裡也有個人正在用自己的生命，結一個文字包裹的蛹。
發現灰蛹的前一天，我與幾位之前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偕同去了麗寶樂園。裡頭有個男生，叫做任，白白的，長劉海，一副書生樣。本來他是不想來的，但後來還是被女朋友拖着過來。據他女朋友說，任什麼遊樂設施都不敢坐。但他仍陪我們玩遍了每個設施。
那天最後，我們決定用地心冒險結束這一趟遊樂園之旅。任看着斷軌的雲霄飛車，從一頭的高空接至另一頭的軌道，俯衝而下後，直說着自己不想玩。但後來仍擺脫不了女朋友的撒嬌，答應跟着我們上去。
在排隊的時候，任很精明地看着地心冒險的位置，說等等要選一個好位置。我問他：「什麼樣的位置會是好位置？」他凝視着遠方，緩緩地道出：「支點上的位置。」另一個叫蛙的朋友問他：「爲什麼支點上的位置是好位置？」「因爲不作功，所以接軌的時候不會位移。」任憂鬱地說。
於是，那天的最後，我們便在短暫三分鐘的昇天，然後一路墜落，衝向平凡無聊的日常，回到了各自承載自己的支點上。屬於我的，是一間慘灰的研究室。而我的位置在靠門邊的桌子，旁邊只有一個人，其他人都在走道的另一頭。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在某座孤島上漂浮。自身漂泊在獨身自語的離羣邊界，隔着一道淺淺的海線，凝望人羣背後的遠方。
後來我學着《浩劫重生》的主角，也撿了些什麼畫上自己的靈魂。曾在一頂老舊的斗笠上畫上三大家，掛在右手的檯燈上，每天都可以選擇要點馬克思、韋伯或者涂爾干的光明燈。左手掛着年輕馬克思的照片，企求左派青年能來這兒，添個香油錢，求資本主義的毀滅。
桌子前方則放上我在東協廣場撿回來的許多玻璃瓶。那是移工喝過的酒。它們在我的孤島，透着一種寂寞。那是豢養在玻璃裡的鄉愁，是我眼裡的光無法看透的。也在瓶上掛上幾株稻禾，象徵自己的名字。孤島藝術村便這樣悄悄誕生。
只是當我從麗寶樂園回來的隔天，許久沒清的灰塵卻在藝術村上開成一朵蛹。蛹裡的誰，卻早已不知道逃到了哪裡。在他重新誕生的那天，我剛好缺席。我沒有把那個蛹清掉，反倒把它當成新村民，並覺得那是一張正在等候誰回來的嘴。
等候什麼的夜晚，總是多夢。研究所裡，有學姊研究夢境。我時常會與她分享最近做過的夢。把友誼建立在夢中。所說的話，也都搖搖晃晃的，像是深山的吊橋。我在上頭，倒也想起最初與她熟識，並非靠着談夢。
那是個爛醉的夜晚。剛升上碩一的我，修着一堂從黃昏走向深夜的課。每逢下課，我會與其他課堂的人從漆黑的社科院，一起被沖刷到許多不知名的餐廳上。
我們常搭着學長的車，去學校附近的熱炒店吃飯。那晚，正在當官的他，有事來找其中一人。
我們陪他吃了好一陣子的飯。他很有禮貌地向每個在桌的學弟妹一一敬酒，取而代之的是身爲晚輩的我們要向他回報自己研究的主題。輪到我的時候，我照實回答，目前正在朝移工文學進行研究。
學長們同時大笑，他那時說了什麼，我全都忘了。只記得他丟了半瓶的酒到我桌上，然後幹掉他手上一杯的酒。我跟着喝了兩口，便覺得肚子的氣泡快要衝破我那疲憊的嘴。於是擱淺，在那張知書達禮的餐桌上。所有目光都在等待，等待究竟是酒瓶先被幹掉，還是我先被幹掉。
在那一陣尷尬之中，學姊緩緩地對我說：「喝不下就不要勉強了！」然而喝醉的他卻仍然催促着。隨後，看不下去的學長替我擋酒。他覺得掃興。失敗的我走向廁所，望着鏡子，任沮喪爬傷面容。
回到座位，兩人出去外頭抽菸。坐我旁邊的學長說：「沒事了，他們出去喬完事情，就會走了！」我什麼也沒有迴應。
「沒有酒量，還是要有酒膽。」學長繼續地說。我獨自緩緩幹掉杯裡剩下的啤酒。以前喝酒，只爲了快樂。但成人的酒，卻含有另種苦澀。
那天之後，我仍然繼續研究移工文學，偶爾也會把有趣的夢記下來，送給學姊當作她的研究資料。什麼都好像在前進，什麼也都好像不再前進。
在碩一升二的那年暑假，按照傳統，所上的大家都會一起同心進行大掃除。但是在約定當天，卻剛好遇見颱風，整間研究室便因此堆積了第二年的灰塵。
坐在髒污裡，我常想那或是種社會系學生髮起的資本積累。
那些灰塵也爬滿研究室裡的藏書。
文化與政經的書籍，各自形成一排排的髒牆。隔開自己與鄰居的視野。我曾與另一位研究室的朋友談過：「活在自己隔起的書牆裡，不會覺得很有壓迫感嗎？」
朋友只是淡淡地說：「你想太多了。」
也許真是我想太多了。學姊的桌子沒有書牆，僅有手工的乾燥花，與養了很久的茶具。我常常會走過去找她聊一些關於夢、關於文學，關於電影，那些輕飄飄的，不帶任何經濟價值的字句。
在夢裡，我們說過的話都一閃一閃的，彷彿螢火。但在夢的盡頭，它們卻全都墜落在瞳孔深藏的黑夜裡。只是很久以後，學姊才故作幽默地向我們說：「他們叫我不要再搞有的沒有的。」「搞文學與藝術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做政治或者經濟的研究纔有出路。」「不然搞這個，還要讀多少年才能畢業？」
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學姊，但仍說着：「沒這回事。」而另外一位朋友亦說：「他們只是當笑話隨便說說而已，不要太在意。」
但這個笑話始終太艱澀難懂。我覺得學長們一定是讀了太多理論書，所以忘了在講好一個笑話前，提醒大家「笑點準備來囉！」好讓我們能在適當的時刻，陪着他們一起狂歡的笑。一起笑着典型男性知識分子，難得說出口的笑話。
然而我們誰也沒有爲文化或者藝術做更多的辯解，還是站在搖搖晃晃的位置，說出來的言語也都搖搖晃晃的。說得太多，自己可能也會掉到某個深淵。
我突然想起那個爛醉的夜晚。
政治背景的學長們究竟到了外頭談了些什麼？在那天之後，適應不良的我們，早已造好了自己的船，等着逃離孤島的那天。後來，有一位本來研究小清新音樂的學長，因爲論文難產，而能投資的時間有限，所以轉向研究家族企業。誰的一生都如唐吉軻德，緊握社會學家，胸前正統的騎士精神，一生都爲功名利祿奔波，尋找誰的風車怪獸。
只是最近有着政治背景的學長，亦是愈來愈少來研究室。位置空在研究室裡好一陣子，其他學弟妹只能去圖書館讀書。那寫着規定的組織章程，正被厚重的塵，掩埋在歲月之中。
那是新的灰色沙漠。
聽說很久以前，研究室放着更多政治與經濟相關的理論書籍。但是幾次大掃除之後，這些書籍卻開始被文學、藝術的書籍取代。那些政經的書到哪裡去了？那些正經的人到哪裡去了？然而這裡已經成爲不再大掃除的世界。
我看着塵蛹靜靜地懸在我的面前。那蛹的缺口，也像一張慾求不滿的嘴，把走過的人都給吞了進去，一個輝煌的時代就這樣被吃得精光。
在一個安靜的午後，我亦加入鍵盤的打字聲裡，等着究竟是這裡的塵霾埋葬了我？還是我先逃離這塵蛹般的空間？
（本文摘自《歉木林》一書，木馬文化提供）